在郑成功的亲自主持下，“对清经济战计划”的几大要点很快敲定，郑鸿逵在和洪旭，张恢等人确定了具体的细则之后，又迅速拟好了一份最终方案，呈递给郑成功和参谋总部审核。
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“郑氏海贸”，“山海钱庄”，以及“民政署”，“工商司”，“长江水师”都将参与，特别是“郑氏海贸”和“长江水师”，将在其中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。
而随着“对清经济战计划”的最终方案获批，郑鸿逵和陈六御也立马启程，北上舟山和崇明，军情司在冯澄世的授意下，派出了专人协助，以确保“议和停战”的谣言可以在江南迅速传播。
与此同时，张名振已经从松江，苏州，扬州，甚至是镇江，常州等地乡绅富商那里收到一大笔存银，崇明岛上的“山海钱庄”分号开始发挥作用，江南的白银加速流出。
如今，不仅仅是传统的徽州府，池州府，宁国府等地，江南的各州府在这几年间都陆续卷入了和郑氏的走私中，越来越多的经济作物占领田地，不少地方的口粮都需要从江西等地购入。
而随着明郑有计划的提高了商品的采购量，造成了一种增长会不断持续的假象，那些加入走私贸易的商人在过去几年大发其财，越来越多原本观望的商贾也加入其中。
这也就使得这一年各种出口货物的囤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，特别是那些新入局的人，他们更为狂热地想要从中分得一杯羹，而且往往选择那些物小价高的商品，以谋求更大的利益。
这些都不是明郑商业体系中的关键，也并非老朋友，郑鸿逵对于整垮他们，毫无压力，甚至谁垮了对他来说，并没有什么差别。
毕竟，现在所有的一切，都掌握在明郑的手中，福建和粤东那一座座投产的工坊，无论是生产效率，还是技术水平，都高于江南。论生产能力，江南只是因为此时的技术水平限制，以庞大的体量占据着一定的优势而已。
但十年之后，或者是二十年之后，当明郑的大学堂，工坊开始在技术上取得决定性的进步，加上管理模式和组织形式的领先，江南，乃至全国的经济形势，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郑鸿逵主导“郑氏海贸”那么多年，甚至带着水师，亲自下了一趟南洋，但一直到“对清经济战计划”的最终方案形成，他都从来没想过明郑已经有那么大的能量，可以打垮，甚至是主导内地的经济。
要知道，此前郑家再强，也不过是在海上，国姓爷之前，郑芝龙时代，郑家更是主要强在控制了对日贸易，对南洋虽然也有不小的影响力，但还远不到如今的程度，但是内地的商帮和经济，出了福建，郑家的名号就不是那么有用了。
但现在，看着一笔笔关于白银进出的账目，以及各家手中囤积的货物和价格变化，还有常年负责内地采购的“山五商”老人们对于局势的预测，郑鸿逵心中信心满满。
因为今年太多货物囤积，加之白银大幅流出，额度超过了清廷驻军的军费投入，明郑还没开始行动，许多商品的价格便已经开始下行。
而岳乐又在这个时候不断催促，各州府的官员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，不得不严厉考绩，使得一些投入了几乎所有身家，又因为银根紧张，无法周转的小商人被迫低价转售自己囤积的商品。
那些大户在官场上都有人罩着，一开始各州府的官员们也并没有意识到岳乐这个亲汉派，这次玩得比鳌拜还大，都以为对方只是拿那些小商人开刀，许多大户甚至还趁机压价，进一步增加囤积的货物量，想着借机大赚一笔。
这个时候，江南的几乎所有商人都一致认为：上一年在浙东进展顺利的国姓爷会进一步加大攻势，今年必定还是战火纷飞的一年。
而打仗就意味着各处的交往断绝，为了确保海外商品的供应，赚取军费，国姓爷必定会继续加大商品的购买量，甚至是粮食，铁料，棉布等物资，都已经被大量囤积，远超过了江南当地的正常贸易量。
因此，江南各处的粮商纷纷惜售，等待着战争爆发前，来自明郑的大额采购，以及清廷大军入驻之后，新增的需求。
但郑鸿逵很清楚，这里面的各个商帮，甚至是同一商帮之内的各个群体，各个商人，实际上只能在和平时期，一起赚钱的时候和睦相处，团结对外，一旦危机到来，他们的脸将会翻得比任何人都快，甚至不惜踩着所谓朋友的尸体度过难关。
随着长江水师剿灭浙东，长江入海口等地的海盗，并开始对江南沿海加大袭扰力度，岳乐也随即加强了海防，海上的贸易通道因为突发的战事被进一步封锁，“山五商”随即以运输困难为由，缩减了采购的数目和打压商品价格。
毕竟，这个时候，许多走私通道还是畅通的，特别是浙东以及在明郑的控制之下，只是因为运输量有限，难以和此前一样，输出大批货物了。
与此同时，因为战事提前激化，江南各处的不少商人开始抛售海贸商品，购入粮食，铁料，棉布等“军资”，想要以此弥补损失，第一波抛售潮和涨价潮，同时爆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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